2019年7月，方玉心出生在北京。三年后，父母吴梅与方文波协议离婚，《离婚协议》里两人约定：女儿由吴梅抚养，方文波应于每月5日前支付1.5万元抚养费，直到方玉心年满18周岁；如果逾期未支付，则每天加收万分之五的赔偿金。彼时，方文波是某科技公司的总裁，收入稳、底气足，签下这个数字时没皱过眉。

然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方文波支付的抚养费逐渐中断，2025年8月之后彻底停止。按照《离婚协议》约定，2023年1月到2025年12月，三年时间里方文波应支付的抚养费为54万，但他断断续续只支付了22.6万元，实际欠付已达31.4万元。吴梅独自带着女儿在新西兰生活，住房、教育、医疗各项开支持续增加，而前夫应承担的抚养费却断了线。

2026年1月，吴梅作为女儿方玉心的法定代理人，来到北京冠领（海淀区）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孙倩等两位律师受律所指派代理本案。

冠领律师接手案件后，首先对欠付金额进行了精确核算。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自2022年12月至2026年2月（起诉之月），按每月1.5万元计算，扣除已经支付的金额，尚欠付34.4万元。这笔欠款数额清晰，有离婚协议和银行流水为证，不存在争议空间。同时，律师整理了离婚协议原件、吴梅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方玉心在新西兰生活教育的各项支出凭证，以及方文波在沟通中自认欠付的相关记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准备工作充分后，冠领律师代理方玉心向方文波户籍所在地山东济南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抚养费纠纷诉讼。

庭审中，方文波声称原单位2024年3月停业，自己失业至今，与原单位的劳动纠纷尚在法院审理中，未来还需支付相应费用；自己患有癫痫、脑血管畸形等疾病，需长期服药，无法从事高强度工作；前段婚姻还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儿子需要抚养；自己是独生子女，年迈的母亲没有退休金也需要赡养，《离婚协议》原约定1.5万元抚养费远超女儿实际所需，继续按此标准支付将使自己基本生活无法保障，请求法院调低抚养费标准。

冠领律师对此作出回应。离婚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基于当时经济条件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因一方事后经济状况变化而随意推翻。方文波提交的材料仅能证明原单位停业和有过就医记录，但未能证明其收入已“明显减少”至无力承担1.5万元抚养费的程度。其名下仍有多处房产，具备相应的履行能力。赡养父母、抚养其他子女虽是法定义务，但不能以此为由克扣对婚生女的抚养约定。方玉心在新西兰生活，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均有持续需求，每月1.5万元的抚养费标准并非不合理。对于逾期赔偿金，律师亦表示可接受法院酌情调整，但违约事实必须得到确认。

法院经审理，采纳了冠领律师的代理意见。2026年3月27日，法院作出判决：方文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欠付抚养34.4元及逾期赔偿金2万元；自2026年3月起继续按每月1.5万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至方玉心年满十八周岁。

本案中，冠领律师将离婚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牢牢固定在证据之上，确保欠付的34.4万元必须返还、后续每月1.5万元的标准不被削减，同时主动将明显过高的违约金调整为法院能够支持的2万元，既维护了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的法定权利，也避免了因诉请过于刚性而导致全面驳回的风险，为未成年子女争取到了应得的抚养费。（文中除冠领律师外，当事人名字均为化名）

撰稿人：霍雨菲

审稿人：张冠彬